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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開局:宏觀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研討會”在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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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京東集團聯合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京東科技集團宏觀經濟與產業研究院共同承辦的“‘十四五’開局:宏觀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研討會”在線上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科技集團宏觀經濟與產業研究院院長沈建光等人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研究員主持。

  高培勇指出,2021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配置出現三大變化第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配置正在向常態化格局回歸。第二,把企業的安全與發展問題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為保企業、保市場主體,才能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才能保經濟基本盤,從而促進“六穩”“六保”的實現。第三,統籌發展和安全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政策配置的重要考量。進入新發展階段,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面臨各種可預見和不可預見的風險與挑戰,是一個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新階段。而新發展格局不僅僅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國際國內雙循環,背后深藏著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考量。因此,必須通過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李揚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1年的全球經濟持樂觀態度,但前提是:疫情得到控制、需要強有力的公共投資、各國央行持續提供流動性支持。世界經濟形勢好轉有利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恢復,對于2021年的中國經濟而言則意味著挑戰與機遇并存。為應對挑戰,中國在2021年以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要全面落實“雙循環”戰略。總之,對中國經濟增長應持謹慎樂觀態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以上,這是科學、冷靜且留有余地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高度關注債務風險,管控政府債務風險將是未來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 

  沈建光從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刺激政策談起,對中國經濟的海外挑戰進行了分析沈建光認為,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主要體現在中國成為美國商品的第一大進口國,而且中國對于美國的出口增長也非常強勁。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碳中和對產業轉型具有重要影響:碳中和會推動國際經貿談判中達成高碳減排的標準;跨國公司在碳減排的約束下可能更愿意在碳減排要求高的經濟體進行投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綠色低碳轉型趨勢會加快;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轉型,將重塑各國產業競爭力和地緣政治格局;綠色貿易投資壁壘會增多,相關國家貿易投資的摩擦和爭端可能會加劇。這些變化都會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需盡可能早地制定應對措施。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分析了“十四五”期間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及可能發生的深刻復雜變他認為,通過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來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未來一段時期的基調。從全球環境來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沖擊影響廣泛,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十四五”時期,中國和世界的互動也可能發生更大變化。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張威對“十四五”發展形勢作了基本判斷。她表示,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按下了“加速鍵”,這種變局體現在“東升西降”“南起北落”等方面,即我國所在的亞洲和發展中國家目前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發展面臨更加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為落實“十四五”規劃目標,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發揮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潔介紹了鄉村振興與“十四五”農業農村發展的有關情況,包括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2021年與“十四五”鄉村振興的主要內容和“十四五”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和政策特點。她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我國已經具備了在全國范圍內更大力度、更加系統謀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條件。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農業農村工作重點正在向推進鄉村振興轉變。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發生了變化,即經濟數字化、金融化相互疊加,使得經濟運行從實體狀態轉向虛擬狀態。運用原有的貨幣和債務定義、運行特征和影響機制,解釋和理解現在的問題有很大局限性。因此,要結合宏觀環境的變化,重新思考財政、金融乃至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尤其是預期和風險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對財政、金融形勢作了分析判斷第一,在外部沖擊越來越大的背景下,中國金融業更加容易受到干擾,其脆弱性也會表現得更加明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最終都會傳導到我國市場。第二,隱性債務、企業信用債違約、房地產企業債務等債務風險問題日趨復雜,原因可能在于杠桿率過高。第三,受疫情沖擊和經濟下行的影響,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問題暴露出來。在經濟恢復過程中,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因此,要確保“十四五”時期經濟安全,讓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就應該正視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應對和化解這些風險。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十四五”開局之年的宏觀經濟形勢較以往有所不同。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征途上,宏觀經濟政策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