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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院黨委書記閆坤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加快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財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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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當下更加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下,財政發展面臨挑戰。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閆坤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呼吁,應該站在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審視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加大力度推進財政制度改革。 

  財政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國內國際形勢嚴峻復雜,疫情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請問其對財政發展帶來哪些沖擊? 

  閆坤:首先,在短時間內我國財政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債務風險。從債務規模看,政府債務總體規模從2014年的24.97萬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38.11萬億元。從債務率看,我國政府債務率從2014年的105.96%下降到2018年的99.76%,但此后又上升到2019年的106.3%,總體已經接近國際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標準。 

  其次,財政制度規范性不足。政府和市場社會邊界模糊導致財政支出邊界不清晰,承擔“無限支出責任”,邊界不清與責任失衡必定導致制度運行失衡,財政承擔了無限支出責任,導致財政的不可持續。部門權責劃分不清晰導致財政職能被肢解,財政資金自由裁量權廣泛存在于不同職能部門,影響了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的正常發揮,放大了財政的不可持續風險。央地關系調整相對滯后導致基層財政面臨更大風險,基層政府尚未找到合適稅種作為主體稅種,缺少稅收管理權,收支矛盾突出。 

  再者,財政制度適應性不足,尤其與高質量發展要求還不夠匹配。一是從收入看,最為規范的稅收收入占比不高,大量財政收入都以收費、土地出讓金等形式存在,自由裁量權相對較大,不確定性強,不利于優化營商環境。二是從支出看,財政支出難以滿足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投資所占比例過大,其擠出效應影響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從而導致經濟整體效率下降;政府的生產性支出過多還會擠占社會性支出。三是我國預算績效管理對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有待提升,當前預算績效管理理念不夠深入。 

  最后,外部因素對財政可持續發展產生沖擊。尤其是此次疫情對我國財政產生了重大沖擊,可持續發展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路徑 

  中國經濟時報:站在歷史的交匯點,建立可持續發展現代財政制度的具體路徑是什么? 

  閆坤:第一,通過財政收支結構性改革,擴大財政可支配資源。一是對財政收入進行結構性調整,提升財政收入的法治化和規范化程度,推進稅費改革,提升稅收收入在整個收入體系比重,建立起以稅收收入為主的財政收入體系;提升稅收征管和服務能力;創新財政投融資體系。二是對財政支出進行結構性調整,合理確定財政支出規模,科學界定財政支出責任的邊界與內容,引導市場和社會發揮更大作用;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從嚴控制行政性公共消費,對資本性支出進行結構性調整,壓縮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加大對民生事業的投入力度;強化財政資金管理,建立規范和公開的財政管理模式。 

  第二,針對顯性隱性風險,推進關鍵領域改革。一是提高政府債務管理能力,強化政府債務管理要堵疏結合,堅守財政承受能力底線,穩步推進政府債務管理改革。二是以公平為主,兼具效率原則,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統籌整合養老保險體系,合理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中央承擔更多責任;合理劃分政府企業個人責任,降低用人單位繳費率;推進養老保險基金市場化投資和運作,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提升生態環保治理能力,明確各級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推動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 

  第三,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提升財政體制規范性和發展性。一是逐步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逐步明晰財政責任和支出范圍。二是推進中央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盡快細化和明確各領域具體劃分方案,并推動事權和支出責任立法。三是改革完善稅收制度,推進建立現代稅收體系,推動稅制結構調整,補齊稅收制度短板;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以房地產稅和消費稅改革為重點,穩妥推進健全地方稅體系改革等。四是推進預算績效管理改革,逐步構建現代預算管理體制。 

  第四,針對外部沖擊,建立可持續的財政政策。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范思立)